
对毛泽东的伟大,有些人始终存有异议,尤其是一些年轻后生,总是把毛泽东的形象与“贫穷”、“专制”和“暴力”等字眼挂钩,这显然是年轻一代人不太了解历史的缘故。同时,也与长期以来对改革前的某些不客观的宣传和教育有关。作为成长于毛时代,受惠于邓时代的笔者来讲,忍不住就这个问题说上两句。
中国有句古话:“金无足赤,人无完人”。邓小平给毛泽东按“三七开”打的分,既公正,也不低。中国社会在评价一个人时,往往爱走极端:伟人应是“高、大、全”,容不得一点瑕疵,这显然有违真理。事实上,伟人之所以能成为伟人,是因为他们往往有着超出一般人的性格和品质。这种超人的品格既具有非凡的创造力,又有极大的杀伤力。因此,表现出来常常是优点与缺点都十分突出。一个性格平凡的人,是很难干出惊天动地的大事来的。但是伟人也去不掉人性中所固有的弱点,我们在仰视伟人时,一定要先去掉他们头上炫目的光环,才能看的更清楚、更真实一些。
对毛泽东的非议,主要集中在建国后的时期。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几类:(一)经济建设的冒进,如“大跃进”。(二)阶级斗争极端化,如“反右”。(三)针对老干部的权力斗争,如“文革”。至于社会主义体制的种种弊端并不属于毛泽东个人问题,也非三言两语能说清楚;何况“市场化”后的中国现状,已与人民对改革的期望南辕北辙,也非两言三语道得明的。在这里,仅就属于毛泽东个人的问题谈点个人看法。
(一)经济建设的冒进。这实际上是一个建设方式不当的问题。但错出在毛泽东身上并不奇怪。从历史的角度看,对全人类来讲,社会主义是一种全新的社会制度,除了有一个历史并不算太久的苏联模式外,没有任何可以借鉴的成功先例。一个新的社会制度的建立,远比一个政权的更迭要艰难复杂得多。从清朝覆灭,到民国时代,历近半个世纪,资本主义制度也仅处于萌芽状态。中共夺取政权后,无论谁当主席,其信仰决定了步苏联后尘是必然选择。在建设的探索中出现某些错误或幼稚行为是再正常不过的事,即便是在今天,类似“大跃进”的愚蠢行为比比皆是。如开发区圈地、股市圈钱、各种政绩和面子工程等,问题要比“大跃进”严重得多。因此,在这个问题上,去苛求毛泽东是显然欠妥当的。问题的关键在于,犯错误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有错不纠,任其发展。但事实上,毛泽东还是一个敢于纠正错误的人,只不过是到了晚年,年事已高的他对很多事情已无能为力了。笔者坚信,经过一些曲折后,毛泽东如果仍处在六、七十岁“壮年”,以他那卓尔不群的强力性格,未必不搞改革开放,因为他历来反感教条主义、墨守成规。事实上,从建国到七六年二十七年里,在极其恶劣的国际环境和极度薄弱的经济基础等不利条件下,靠自力更生取得的经济成就足以令未来几代人汗颜。一国的国力毕竟不能靠组装彩电、冰箱来支撑,更不能靠外资来维系。因此可以说,在特定和无法超越的政治、经济、外交及民族心态等历史条件下,毛泽东取得的成就要远远超过他的失误。
(二)阶级斗争的极端化。共产主义革命实质,就是由无产阶级取代资产阶级的统治地位,以公有制替代私有制。这个“革命过程”伴随的必然是一个阶级对另一个阶级经济上的剥夺和政治上的压制。在斗争中出现一些过火现象也在所难免,蒋介石在对付共产党时不是也要“宁可错杀一千,也不放过一个”么?从共产党的立场看,毛泽东的阶级斗争观并无不妥之处,防止和时刻警惕所谓“资产阶级复辟”,也正是符合他所代表的党和阶级的利益。如果再看看中国今日民生之现状,我们是否会认为毛泽东当初的忧虑并非“杞人忧天”呢?我们推崇他的伟大,与是否认同他的信仰和政治观点是两回事。阶级斗争的极端化,应该是毛泽东的一大失误,但不应该是影响经济建设速度的主要因素。从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看,并没有出现中国式的阶级斗争群众运动,但国家的发展速度仍明显落后于资本主义国家,如东西德国、南北朝鲜的比较就是最好的明证。毛泽东的阶级斗争观并没有使其排斥经济建设,否则我们就无法解释当初中国人为何还能处在“三公”(即公房、公费医疗、公费教育)的高福利之中呢?他强调的是“阶级斗争是纲,其余都是目”,然后是“纲举目张”。一旦在“资产阶级复辟”的危险消除之后,他还是要“安定团结”、还是要“抓革命,促生产,促战备”的。至于“国民经济濒临崩溃”之说,笔者当时并没有明显感觉。倒是现在,当看到大批工人失业,农民失地,民族产业空心化,国家银行债台高筑,大量“黑金”外逃的时候,才真正有了点“崩溃”的感觉。
(三)针对老干部的权力斗争。权力竞争本身并没有错,有错的是竞争的机制。没有人会在权力有被剥夺的危险时心甘情愿地自行缴械,这不符合毛泽东的性格。即便是民主美国的总统如克林顿,在面临被弹劾危险时,也要作最后的挣扎。真正值得悲哀的是那种导致权力过度集中的政治制度,从而引发了一种极不正常的权力斗争。“文革”就是这种斗争的结果。毛泽东个人在这种制度中无法置身度外,要么是被对手打倒,要么是打倒对手。历史上毛泽东已经历过被排挤的厄运,这对他后来的行为不可能没有影响。当然,“文革”对社会秩序的冲击是巨大的,中国社会为此付出了高昂的代价。在我们谴责“文革”的时候,也不能忽视普通百姓对干部等权势阶层的情绪宣泄的社会基础。反思今天,难道不存在会引发类似“文革”中的针对干部不满情绪的社会基础吗?
毛泽东已是一个历史人物,对历史人物的评价应基于历史的角度。抛开当时特定的历史环境,用现代的思维方式和标准来衡量过去,无疑是十分幼稚和愚蠢的。毛泽东的伟大,主要体现在他作为一个领袖人物所具备的超凡的人格魅力和决策魄力,以及在推动中国历史进程中的杰出贡献。即便是他犯下的一些错误,也为后来人选择正确的道路提供了坚实基础。社会主义体制的本身缺陷,不能成为否定毛泽东个人伟大的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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