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是倡导与国民党“和平统一”第一人？(图)

孙玉良

    一提“和平统一”，人们自然就会想起台、港、澳，就会想起邓小平，就会想起早于邓小平的毛主席、周总理等领袖，就会想起共产党、国民党、民进党之争。实际上，最早提出与国民党“和平统一”中国的并不是毛、周、邓，而是一百年前曾经在中华大地上一位叱咤风云的北洋军阀，他就是当代著名相声演员冯巩的曾祖父冯国璋。

    冯国璋，“北洋三杰”之一，被誉称“北洋之狗”。这个“狗”当然是褒义词，代表着忠诚果敢。冯国璋文武双全：论文，他祖籍河间县诗经村，该村因汉儒毛苌传讲《诗经》而得名，儒家教化深入人心。冯国璋幼时曾读私塾，少年时赴保定莲花学院半工半读，后来在天津武备学堂学习并以优异成绩毕业，被学办荫昌挽留为教习。为取得军功，冯国璋于1893年投聂士成，得充幕僚，不久又被聂推荐为驻日使臣裕庚的武官随员。在日期间，他有意接近日军将领，暗地考察日本军事，最终写成兵书数册，被袁世凯誉为“鸿宝”，称赞冯国璋“军中学子无逾公者”；论武，冯国璋可谓身经百战，军功赫赫：他曾随聂士成部参加了中日甲午战争；随袁世凯率领的武卫右军赴山东参加镇压义和团；武昌起义爆发不久，他率部入鄂镇压革命军，激战四夜，攻克汉口；孙中山发动讨袁的二次革命，他任江淮宣抚使兼第2军军长，率部进攻安徽、南京讨袁军,血腥镇压。冯国璋靠无数人的鲜血成就了自己的功名，成为直系军阀的首领，直至当选中华民国副总统、代总统。

    冯国璋作为一代枭雄，是有着自己的政治主张的，虽然起初他曾依附清庭，依附袁世凯，血腥镇压过义和团，镇压过武昌起义，但当时是军令使然，“军人的天职就是服从”嘛！对待他的行为，我们应该从历史的角度加以分析。实际上，后期的冯国璋骨子里是顺应形势，反对帝制，赞同共和的，他虽是袁世凯一手提拔起来的“死党”，但当袁世凯阴奉阳伪的妄图恢复帝制，走向历史的反动时，冯国璋奋然举起了反对帝制的大旗，成为“北洋派中反对洪宪皇帝之第一中心人物”。在袁世凯举行改变国体投票时，冯国璋暗示督军署人员一律不当代表，不参加投票活动。袁当选“皇帝”后，冯国璋通过梁启超、胡鄂公等人与西南滇桂军阀唐继尧、陆荣廷信使往来，促使西南独立和陆荣廷攻击广州，逐驱袁世凯死党龙济光；同时，又劝说四川的北洋军与护国军停战，并且指使四川、湖南将军陈宦、汤芗铭通电拒绝袁世凯的命令。不仅如此，冯还主动联络江西李纯、浙江朱瑞、湖南汤芗铭、山东靳云鹏等将军联名发出密电向各省将军征求收拾时局的意见，时称“五将军密电”，要求袁世凯取消帝制，惩办帝制罪魁，并自行辞职。“五将军密电”把袁世凯气得几乎晕倒，使得他不得不于3月22日宣布取消帝制。事实上，做为北洋军阀掌握重兵的冯国璋如果不对袁世凯反戈一击，袁世凯便会有足够的力量反击孙中山在南方的国民政府，成败难料，中国历史必将改写。

    冯国璋反对帝制，赞同共和，还表现在对待张勋复辟的态度上，他在一份电文中写道：“国璋在前清时代，本非主张革命之人……国璋今日之不赞成复辟，亦犹前之不主张革命……彼(指张勋)恃京师为营窟，挟幼帝以居奇，手握主权，口含天宪，名器由其假借，度支供其虚糜，化文明为野蛮，委法律于草莽，此而可忍，何以国为！”，冯国璋在军署接见英国领事时说：“中国政体已走上了共和，不容许再有皇帝，我可以告诉你们，我跟段总理都是站在反对地位的。”张勋复辟失败后，驱逐清帝彻底搬出紫禁城的就是冯国璋的部下冯玉祥。当时，冯玉祥的部队控制北京城后，当即命令北京警备司令鹿钟麟去逼迫宣统搬出紫禁城，限时两个小时，中国长达两千年的帝制从此灰飞烟灭。

    冯国璋当了代总统，“再造共和”的总理段祺瑞却独揽了军政大权，拒绝恢复《临时约法》和召开国会。于是孙中山以维护《临时约法》为号召，联络海军总长程壁光及西南军阀于1917年 9月在广州建立了与北京政府对峙的护法军政府，中国再次处于“分裂”状态。做为“国家元首”的大总统冯国璋，为了维护国家统一，做出了与孙中山为代表的国民党“和平统一”战略决策。中国人哪能打中国人？何况孙中山为首的国民党拥护临时约法本没有错。当时久经战乱，人民迫切需要休养生息，做为一个曾双手沾满鲜血的军阀，能适时提出“和平统一”中国的观点其实是很难能可贵的，但冯国璋的观点遭到了以段祺瑞为代表的“主战派”的强烈反对，直系皖系发生了激烈的矛盾。尽管如此，冯国璋的决策还是一度占了上风，他利用他直系军阀首领的地位，密遣其婿陈之骥赴湘，运动军阀王汝贤、范国璋联名通电主和。于是王、范通电：“恳请大总统下令征求南北各省意见协议组织立法机关，议决根本大法，以垂永久而绝纷争……。”另外，他又指使“长江三督”联名提出停止湖南战争，撤回湖南督军傅良佐，改善内阁和调整倪嗣冲安武军驻防四项主张，发布“弭战布告”，要求南北两军“于军事上先得各方之结束，于政治上乃徐图统一之进行。”在掌握实权的段祺瑞一意孤行对国民党宣战后，孙中山对代总统冯国璋先“和”后“战”的“两面派”做法不满，冯国璋面对段祺瑞的压力和国民党的斥责，处于“夹缝”的两难之中，但一心想“和平统一”的他在实际行动上采取“缓兵之计”，客观上缓解了国民党的革命压力：冯国璋密电部下曹锟率兵南下“适可而止”，“以恢复湘省为止”，部下吴佩孚率直军攻占长沙后，段电吴“直捣两广”，吴却借口饷械供应不及，故意按兵不动。段祺瑞准备升任曹锟为两湖巡阅使兼湖北督军促其与国民党决战，冯国璋致电曹锟：“久戎于外，直隶根本之地，未免空虚，倘有疏虞，便无退步。”于是直军占领衡阳后，曹锟力辞两湖巡阅使，立即回到天津，吴佩孚亦屯兵不前，并与护法军划界停战，致使段的“武力统一”中途搁浅。

    可惜，一心想“和平统一”中国的冯国璋被逼下野，又于1919年12月28日夜11时许突患疾病病逝于北京帽儿胡同冯宅，壮志未酬，临危口授遗言给当时新“选”出的大总统徐世昌云：“和平统一，身未及见，死而遗憾，希望总统一力主持，早日完成。”颇有陆游“死去元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的意味。而今，在对台政策上，仍有“武力统一”和“和平统一”两种说法，假若冯国璋在世，是否还会一再地坚持和平统一中国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