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庄清湄 应柏璐（实习）

    和通常墓葬主人仰面直躺的方式不同，墓葬内，这名年龄约35 岁至40 岁的男子身体弯曲，头骨后仰，双手举至头部，双膝朝一侧弯曲。为什么？是因为犯规而死吗？

    这是前不久从位于上海松江地区的广富林文化遗址挖掘出的墓葬。据推断，遗址距今约4000 年。在考古学上，这种墓葬方法叫做曲肢葬。曲肢葬在上海地区考古史上极为罕见。迄今为止，上海共出现过三具曲肢葬。其中一具出土于福泉山古文化遗址，经考证为陪葬；另一具出土自马桥文化遗址，双手作捆绑于背后状，明显为犯规处死。

    “陪葬的可能性不大，”此次考古的总负责人、上海博物馆考古部主任宋建告诉《外滩画报》记者，“因为4000 年前的先民普遍营养不良，体力劳动过度，35 岁已属长寿，而一般陪葬者的年龄都偏小。”现场可见墓穴是个非常小的坑，仅容人弯曲安置。宋建认为，“很可能他是犯规处死，被强制性放入。”

    从今年3 月开始，一场上海最大规模的田野考古在广富林文化遗址展开。到7月初，考古工作已经进入收尾阶段。“除这具曲肢葬以外，我们还发现了另外七具广富林文化时期的墓葬。根据目前的发掘成果，我们可以推断4000 年前这里是一个远古村落。”宋建表示：“广富林文化遗址的发现，对复原上海先民的历史以及长江流域文明的传承研究，乃至中华文明的研究，都具有极其重要的价值。”

遗址的发现纯属偶然

    “从今年3 月遗址勘探、4 月份正式挖掘，到现在，我们已经在遗址附近居住生活了将近四个月。”正值午休时间，从事环太湖先秦考古研究的上海博物馆副研究员翟杨，在一间离遗址不超过300 米的民宅里接受了记者的采访。旁边，一个工作人员正在小心翼翼地用石膏修复挖掘出来的陶器碎片。

    记者现场看见，一片开阔的杂草丛中，布满了一块块方形土坑。这一个个或长或正的土坑，在考古学上叫做探方。探方边，来自上海博物馆、上海大学和复旦大学的考古学专家正在忙碌，翟杨就是其中一员。每天，翟杨都要在这些探方边蹲上五六个小时，随时观测和记录挖掘情况，指导挖掘工作。他的小组负责挖掘遗址的生活区。

    广富林遗址因遗存所在地为广富林村而得名。从地图上看，广富林遗址位于上海松江区西北部的方松街道广富林村村北的施家浜河道及两岸一带。据考古发现，约6000 年前，松江的九峰一带就有先民劳作生息，松江是上海历史文化的发祥地之一，这里曾经发现过良渚文化（距今约4000~5000 年）和崧泽文化（距今约4900-5800 年）遗址。

    广富林遗址最早进入人们的视野是在1958 年。当时流行平地开河，村民们在开挖河道的时候偶然挖出一堆陶器碎片，于是上报给文物部门。

    “1961年，上海文物管理委员会派人前来试掘，结果发现了两座良渚文化墓葬以及东周时期的印纹陶等。” 翟杨表示。广富林遗址当即就被确定为上海市级文物保护地点，但考古工作者当时认为，这只是良渚文化的又一个遗址。广富林遗址的发掘工作就此暂停了近40 年。

    广富林村的村民说他们村里处处是宝。即便是在20 多年前，村民们往地下随便凿凿，就能挖出陶纺轮、石刀石斧、黑衣陶罐陶鼎之类的宝贝。

    1999 年，一村民开挖池塘时，发现了一些崧泽文化时期的墓葬随葬品。文物部门进一步发掘之后，发现广富林村一带保存了一种既非良渚文化又非崧泽文化的新文化遗存，而这种新文化的遗存此前并无记载。“到这时候，广富林遗址才引起重视。”这些往事，翟杨也是查阅相关文献资料才了解到的。

    此后，广富林遗址不再纳入良渚文化的组成部分，而被认定为一种新文化遗址。2006 年，广富林文化的说法确立。“从‘广富林遗址’到‘广富林文化’的名称转变，证明广富林文化的独立性得以确立。”翟杨表示。从2001 年起，翟杨连续参与了广富林文化遗址的发掘。

    “今年正好有了大规模发掘的契机，”翟杨告诉记者， “因为松江新城北区需要开发，广富林遗址刚好位于这一区域。这才有了这样一次在近6000 平方米左右的大规模范围内田野考古、抢救式发掘。”

    加上此前断断续续发掘的2000 平方米，广富林文化遗址的发掘面积已达约8000 平方米。考古专家通过地下勘探，才发现广富林文化遗址总面积达15万平方米。“今年开始的发掘让我们考古工作者感到非常惊喜，因为遗存文物数量庞大，种类繁多，以吨计都没有问题，发掘成果远比考古者们的最初设想要复杂得多。”

4000 年前上海先民的生活

    对于这次发掘出来的文物价值，宋建说：“史前文物的经济价值不高，但是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考古学上一个重要的研究课题就是聚落研究，比如说先民们住什么样的房屋？如何生活？”住房、生活工具和生产资料的发现，为现代人揭开广富林文化时期先民们的生活状况提供了重要依据。

    今年５月，翟杨和他的同事在发掘考古地址西北部探方时，无意中发现了探方底部一个个排列整齐的柱洞。“这些柱洞应该是先民们安插木桩留下的痕迹。”翟杨解释道：“木桩粗细不同，粗的直径8 厘米，细的直径2 至3 厘米。”

    经过考证，考古学家们认为这是干栏式建筑的房基。中华民族的祖先素来都有逐水而居的习惯，无论是河姆渡文化、三星堆文化，还是良渚文化、崧泽文化。广富林文化也不例外，“在地上打桩，在桩上架梁，再在梁上铺板，就能起到抗潮防水的作用。”

    相比干栏式房屋，遗址地区更常见的是土烧房。大多数墙体已倒塌，其中保存完好的墙体最高有90 厘米，且墙内壁光滑平整。“土烧房属于地面式建筑，土壤呈浅红色，这是因为当时先民在建房之间，先用火烧地面，使其变得干燥、坚硬，便于建房。”翟杨向记者介绍。据推测，土烧房东西方向长约1.7 米左右，南北方向长２米左右。墙体大多是木骨泥墙，也就是说当时先民已经懂得在制作墙体时，往泥土里掺入木、竹的茎，以加强墙体牢度，“类似于今天我们的钢筋水泥混凝土。”

    “我们发现了稻谷和水稻质灰石，这也是上海和环太湖地区首次发现稻谷。”说起这个，翟杨很兴奋：“那还是在今年4 月份，在我们发掘区的南面，也就是遗址的西北角，发现了稻谷。稻谷裹在淤泥中，我们清理了淤土之后发现，那时的米粒比现在的米粒小。”他用手轻轻地比划了一下，笑着说：“因为碳化了，所以呈灰黑色，但有些稻壳还是黄色的，壳和米有些是分开的。”

    此次发现的广富林文化时期的稻壳和稻米数量较多、形态完整，单位面积分布密度大，考古学家因此判断，发现稻谷的区域很有可能是稻谷种植区，而先民们也主要以稻米为食物。

    除了稻米，还发现了一些数千年以前的麋鹿角、梅花鹿角、猪等动物的遗存。“这说明先民们除了从事农业，可能也从事养殖或者狩猎业。”

    据翟杨介绍，此次挖掘，出土了数量众多的陶器、瓷器、玉器、角器、木器、骨器、漆器、玉器以及青铜器，其中最多的就是被火熏黑的陶鼎。“从出土的情况来看，炊具是出土最多的，而且很多都是碎片了；这说明他们炊具很多而且使用很频繁，所以比较容易破碎。”

    至于先民们的饮食习惯，还需依赖发掘出的人骨。“吃肉食或素食，微量元素在体内的含量是不一样的。通过微量元素的测试，才能判断先民的饮食习惯。”

广富林移民生活水平低下

    在宋建看来，这次考古最让他兴奋的是典型器——由三根脚支撑的灰色陶鼎的发现。“这种陶鼎的造型特征和王油坊遗址发现的陶鼎非常相似，而与良渚文化则明显不同。”

    王油坊遗址位于河南，是中原龙山文化的代表。这种鼎的发现，让考古学家做出了这样的判断：广富林文化属于移民文化，它的祖先应该来自于山东、河南、安徽三省的交界处。上海博物馆馆长陈燮君在接受采访时说：“皖鲁豫交界处自然灾害特别是水灾频繁，先民迁徙的原因可能和当地环境不太适合人居住有关。”

    考古学家还在遗址内发现了一条长20 米、宽3 米的陶片堆积带，这些破碎的陶片丢弃于良渚文化时期。而通过探方剖面的地层年代分析，考古学家又认定，在广富林文化之前，遗址处曾是良渚文化的地盘。

    于是又有了一个新的疑问：既然是两种文化一先一后，一个属于移民，一个属于原住民，那两种文化之间是否发生过冲突？陈燮君的回答揭开了这个疑问：“4000 年前，良渚文化已经走向衰落，而中原移民因为生活艰难而迁徙。两种文化应是承接关系，并没有发生冲突。”

    虽然广富林文化晚于良渚文化，但广富林文化时期的先民生活水平却远远比不上良渚文化时期的先民，用翟杨的话说：“广富林文化时期先民的生活水平低下。”

    墓葬是判断先民生活水平的重要依据，因为有无棺木和随葬品、随葬品的种类和数量，和墓主人生前的身份地位密切相关。“我们挖掘时，特别留意是否有棺木的痕迹。目前看来，和之前在附近发现的良渚时期墓地不同。良渚时期的墓葬里，我们发现了漆皮、灰烬等棺木残留，而广富林时期棺木没有留下任何棺木痕迹。已经发现的八个墓葬中，只有两个墓葬有随葬品，各有2 件和8 件随葬品，而且主要是生活器皿。”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员会考古专家陈杰说。

    “同样，墓葬的朝向不一、分布不均，墓葬主人头部朝向不一，这证明广富林文化时期的社会组织不严密，风俗不统一。”翟杨告诉记者。而生活于4000-5000 年前的良渚文化遗址，墓葬方向统一、规划有序，则是社会组织严密的代表。

    虽然考古学家们已经简单勾勒了4000 年前上海早期移民的生活状况，但还有很多疑问需要回答，其中最大的疑问是：这支来自于中原的移民，同样在一两百年后匆匆消失，是什么导致了它的消失？它和后续的马桥文化又有什么关联？随着对广富林文化遗址的后续勘探，这些谜团将陆续揭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