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什么时候第一次见蒋介石？这在胡适自己的日记里有明确的记录，１９３２年１１月２８日，前一天他应王世杰邀请，来武汉大学讲学。蒋介石此时也在武汉。２８日上午参观了武大后，“下午七时，过江，在蒋介石先生寓内晚餐，此是我第一次和他相见。饭时蒋夫人也出来相见，今晚客有陈布雷，裴复恒。”第二天下午，蒋再次请胡适前去晚餐，“六点半，黎琬（公琰）来，小谈，同去蒋宅晚饭。同席者有孟馀（顾孟馀）、布雷、立夫。今晚无谈话机会，我送了一册《淮南王书》给蒋先生。”正是由于此次会见胡适无谈话机会，所以在胡适临告辞时，蒋似乎看出了胡适的遗憾，又对胡适说，１２月２日可否再见一次好好谈一下，大概前期蒋介石把胡适写的曾遭受国民党围剿批判的文章诸如《知难，行亦不易》以及胡适送他的《新月》看了，又对胡适说还可以谈谈哲学，并把自己此时刚出的《力行丛书》送了一本给胡适。

胡适答应了，２日下午胡适害怕蒋事多忘了，也算是提醒一下，托王世杰带信给蒋介石说自己将会如约前来，蒋介石听到王转来的口信后，也回信说前日之约没忘。因为前两次都没说到东西，胡适认为这次会见可能“是此行的最后一次机会”，又加胡适读了读蒋的书后，觉得：“他解释中山先生的‘知难行易’是要人服从领袖（服从我孙文），此说似是采用我的解释。”所以非常认真非常慎重，提前做了准备，“预备与他谈一点根本问题”。“六点下山，过江，蒋先生的秘书黎琬君来迎，到蒋宅吃饭。”没想到这次会见最后竟让胡适很生气。因为“入门即见昨见的雷孟疆先生，后来吃饭时杨永泰先生又来了。二客皆不走，主人亦无法辞客。所以我也不预备深谈了，只随便谈了一会；十点即辞出。”

既然约来谈，而且一直到下午回信时仍如此说，现在的场面却是这样，于是胡适在日记中说：“我至今不明白他为什么要我来。今日之事，我确有点生气。”席上蒋介石请胡适注意研究两个问题：“⑴中国教育制度应该如何改革？⑵学风应该如何整顿？”胡适接过蒋介石的话头，很不客气地说：“教育制度并不坏，千万不要轻易改动了。教育之坏，与制度无关。十一年的学制，十八年的学制，都是专家定的，都是很好的制度，可惜都不曾好好的试行。经费不足，政治波动，人才缺乏，办学者不安定，无计划之可能，……此皆教育崩坏之真因，与制度无关。学风也是如此。学风之坏由于校长不得人，教员不能安心治学，政府不悦学，政治不清明，用人不由考试，不重学绩……学生大都是好的；学风之坏决不能归罪于学生。今之诋毁学制者，正如不曾试行议会政治就说议会政治决不可用。”（《胡适日记全编６》，第１８２页）

这就是蒋、胡二人的首次相见。我为什么现在要说这个事呢？是因为到现在学术界甚至一些批判文章对这个问题仍是一笔糊涂账，仍在据这个糊涂账对胡适作不公正的评论甚至批判。

这个糊涂账的根源出自１９３１年１０月１４日《申报》的一条消息。标题为《丁文江、胡适来京谒蒋》，全文为：“丁文江、胡适来京谒蒋。此来系奉蒋召，对大局有所垂询。国府以丁、胡卓识硕学，拟聘为立法委员，俾展其所长，效力党国，将提１４日中政会简任云云。”如果根据这条消息，则胡、蒋首次相见时间应该提前一年一个半月。那么这条消息是真是假呢？《申报》不是一般的小报，是注意消息的可靠性的。１０月，胡适确实南下到上海参加太平洋国际学会。可事情才过了一年多，胡适不可能记性那么差；同时胡适有记日记的习惯，从目前看，胡适的日记记得还是相当全的，尤其像这等大事他不可能不记，比如同时国民政府四届一次会议决定成立中央财政委员会，宋子文给胡适发来电报，请他作为教育家的代表出任财委委员，这个过程胡适就记得很详细。但就是这件事在胡适日记里连一点影子也没有。由此可见，即使如《申报》这样在当时的大报，恰恰可能在这条消息上出错了。可能仅仅是捕风捉影，因为当时确有让胡适出任立法委员或华北政务委员的传言。

说这条消息是假新闻我还有两条另外的理由。为了查明这条消息到底怎么回事，我专门跑到国图去查当年的《申报》。按照我们现在的做法，这条消息是应该排在当天的头条的，不知那时是没这个规矩，还是《申报》自己对这条消息信心不足，头版没有，在二版，它也只是夹杂在众多新闻中，靠近中部位置，标题也不醒目，不认真找根本发现不了。我本来认为它不止那些字的，可当我找到它时，发现就那么一点字。再认真读，你可以发觉它的语气根本不是亲自采访的，就是一种听来的一件事的记述。既然提到１４日中政会要简任他和丁文江为立法委员，再看第二天报纸关于中政会的消息，根本没有提到这两人被简任的事，简任的名单也没有这二人的名字。这是一个间接推断，还是一个可以说是直接的证据。胡适北归后，１１月１日收到时任蒋介石参谋长的何应钦的信，信中说：“太平洋学会，公速北还，绝无痕迹之好机会，可以保留独立发言之地位。爱公或无如弟者，唯形迹稍疏耳。在君（指丁文江）请其一个月之犹豫亦可打消，不如再来为要。”（中华书局版《胡适来往书信选》中册）信写得有点晦涩，但“绝无痕迹”很明显地说明了胡、蒋二人此时并未直接会面。

虽然是假消息，但它的影响至今仍在。《胡适年谱》中赫然写着，于是有人引用。而它的最大影响当数鲁迅先生当年迅速根据此消息写的一篇著名批胡杂文《知难行难》。此文刊登在同年１２月１１日出版的《十字街头》创刊号上。鲁迅先说了胡适１９２２年５月３０日见宣统的事，然后顺势牵出胡适见蒋介石的“新闻”。在说第一件事时，鲁迅引了胡适见宣统的一句话，“他叫我先生，我叫他皇上。”说这则新闻时，鲁迅发挥自己的“合理想像”，以这句话为思维起点，构建了这样一个情景，“我称他主席”，并拿刘文典这位安徽老乡由于不称蒋为主席被当场扣押既作反证又做对比，凝练而又活脱脱地勾画了胡适一副奴颜婢膝的神态。

胡适１９２９年、１９３０年这两年，写出了这样一组文章，《人权与约法》、《知难、行亦不易》、《我们什么时候才可以有约法》，对国民党政权“专制”本质进行了批判，尤其是“知难行亦不易”，更是指斥国民党一班当权执政的人借“知难行易”（孙中山《建国大纲》中提出）的招牌，钳制一切言论出版自由。为此，国民党的一些地方党部曾纷纷要求对胡适“严予惩处”，在这个威逼下，胡适只好辞了中国公学校长，移家北上，据此时跟在胡适身边的罗尔纲回忆，在北上时几有被刺杀的危险。而胡适也因此于１９３１年几乎一年没写什么东西。作为新文化运动的开拓者，竟然去拜见封建逊位皇上；在这之前一直在用人权与约法对国民党政权进行批评，现在竟然接受召见。转变太快了，反差太大了。鲁迅此文的标题，知难行难，就包含着对胡适以及《新月》的同仁的极大讽刺与蔑视，道理是一回事，能按照自己的观点主张道理去做又是另一回事，嘴上说的是一回事，而骨子里是什么成分又是另一回事，在鲁迅的视野里，正是这媚骨推导出了胡适的所谓“媚颜”。

如果说这则新闻是确实的——这则新闻的文字表述也确实让人产生鲁迅般的想法，“来京”，奉“召”，“立法委员”，似乎是胡适、丁文江被立法委员这个头衔所诱，于是“召”一下，便主动前来。——则鲁迅的批评应该说是合情合理的。不意这则新闻竟是一条假消息，在前面我们说过，胡适这次南下是为开太平洋国际学会。于是鲁迅此文便失去了“意义”。对鲁迅等左翼对胡适的一系列批评，胡适一直没有回击，即如此文，胡适也没有回应，更没有指出此新闻的不确，于是此文就作为一个名篇一直被推崇。虽然后来胡适终于和蒋介石相见，并越走越近，但胡适一直站在民主的立场上，对蒋保持着独立批评的态度，本文开头所引胡适首次与蒋相见的记载，我们也丝毫看不见胡适在相见过程中有什么“媚态”的表现。因此鲁迅此文的“普泛”价值也就失却了依据。

但鲁迅此文一直作为一篇批胡经典悬挂在读者面前。在以鲁迅作为划分上世界二三十年代文化左与右甚至革命与反革命标准的时代，鲁迅此文中对胡的评价几成此时胡的定评；即使在今天，我们许多人仍然自觉不自觉在沿用这个思维，就在前不久一本影响很大的刊物上，一位作者仍然把这个事情翻了出来，不去读胡适的作品，也不去深究新闻的真与假，简单地沿用此文中鲁迅的评价来批评胡适。说到此，我还想把由此引出的探讨范围稍微扩大一些。当时是左倾路线把持中央，我们后来彻底清算了它的军事、政治错误，但对它在文化上的影响似乎一直没有清理。唯我独革独左，对其他一切均不加分析不从实际出发持批判态度。我们到现在仍然习惯于以此作为我们评价的出发点。最近《文汇报》在王元化同志逝世后发表了一篇他的遗作《我所认识的冯雪峰》，文章最后写道：“三十年代党内的‘左倾’来自苏联和共产国际，当时苏联认为中间派最坏，要消灭中间派。冯雪峰的‘左倾’思想来自组织，个人是敌不过组织的，天平总向集体倾斜，这是没有办法的。

冯雪峰又以他的‘左倾’思想去影响鲁迅，当时批判‘第三种人’是极‘左’的做法。许广平回忆录中写道，冯雪峰要鲁迅先生怎样怎样做，最后总是冯雪峰达到目的。”根据王元化的分析，鲁迅对胡适的批判中有没有‘左倾’的影响与不正确的因素在内呢？鲁迅这边批胡适，那边回到北平，仍然要到胡适家走走，而胡适也是热情招待。鲁迅的批判中有没有身不由己。随着抗日形势的越来越紧张，毛泽东以个人的名义致函蔡元培，请他“痛责南京当局立即停止内战”，“实行真正之抗日作战”，借此函毛泽东还向其他七十位“以及一切之党国故人，学术师友，社会朋旧，统此致讯”，希望在“寇深祸急”之际能够“风雨同舟”，胡适也在七十位其中，看其排列顺序，胡适是放在学术师友的行列。

到１９３７年５月，周恩来致信胡适，信中称赞胡适“热心于对内和平，对外抗战之主张及其运动”。并将当时中共对国民大会法规的修改意见寄于胡适，“想为先生所赞同也”，“乞对该文加以指正”。胡适收到周恩来信及中共的意见后，也作了呼应，在《独立评论》第２３７期专门加以议论，胡适在此期编辑后记中说：“最近我们接到周恩来先生从西安寄来的《我们对修改国民大会法规的意见》，虽然没有月日，我们看其中的说话，可以知道此文是在本年４月底立法院修正国民大会两法规之前发表的。现在修改这两法规的机会虽然已成过去了，周先生那篇文字里有一些主张至今还是值得讨论的。”“这是周君文中所谓‘陕甘宁苏区改成边区后’我们第一次公开的和平的讨论共产党人提出的一个政治主张，我们希望这样开始的政论新风气能得着全国舆论界的同情和赞许。”这段话说明胡适对中共提出的主张是重视的甚至是赞许的，而中共在当时把自己的意见寄予胡适，并给胡适这样的评价，也说明中共对胡适在民主宪政问题上的观点是引以为同调的，对胡适本人是信任取争取态度的。

再说一点，鲁迅批胡适，胡适并不反击。相反鲁迅逝世后，苏雪林大骂鲁迅，胡适并没有趁机附和，反而这样批评苏雪林，说苏批鲁的话是旧文字的恶腔调，应该深戒，对鲁迅他认为“自有他的长处，如他的早年的文学作品，如他的小说史研究，皆是上等工作”，应该“专讨论他的思想究竟有些什么”。宽容客观平和。１９４３年元旦，他花二十美元买下了三十大本的《鲁迅三十年集》，然后连夜细读没有读过的文章，这是他在交卸了驻美大使后买读的第一套书。足见面对二三十年代复杂的文化形象、文化史料、人与人之间关系，我们千万不能简单概念，而应该细细梳理小心求证慎下判断。由此最后我还想对新版《鲁迅全集》的注释提一点意见，虽然已经经过多次修改，对一些事件和人物的介绍已经改进了许多，但有些评价性的介绍仍然带有不确的意识形态色彩，比如就拿鲁迅此文的注释来说，在注释“知难行易”时，对胡适《知难，行亦不易》一文观点的介绍就不全面，取的讽刺的口吻，尤其后一句“当时胡适一派人的目的是要参加蒋介石政府”。胡适有这个态度么？这简直就是不重史料的“胡说”，或者是为了证明文中观点的正确性而牵强附会，或者就是为了让读者确信文中观点在读者不了解史实的情况下对读者进行的有意误导。(李传玺) (本文来源：新华网 作者：李传玺